南方财经全媒体见习记者 黄子潇 深圳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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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,小城高考状元陈以沫(化名)以省排前两千的高考位次信心满满地进入了一所财经211大学的金融专业, 梦想成为一名二级市场权益分析师。
今年夏天,他发现所在的财经211大学的提档线竟已掉出了省排1万名。他反思,学了这么多“马科维茨”分散投资,自己“高位站岗”了吗?
从过去的状元集中地,到滑落至投档线附近,经管类专业遇冷与资本市场的调整和人才供需不无关系。例如,截至8月15日,证券业协会公示的证券分析师已达到4467人,而沪深京三市的上市公司为5252家,证券分析师在数量上已经逼近了A股股票数量,此外还有不少助理分析师未正式登记。由于市场重点关注的上市公司仅占10%左右,对于行业龙头,针对一家公司出数十份研报的重复研究屡见不鲜,二级行研已是一片红海。
身处其中的金融“实习生”,则既面临传统金融“赛道”拥挤的压力,也有“理工科+金融”复合背景人才进入的挑战,更有ESG背景人才需求爆发式增长的吸引。
复兴门向东,著名的北京金融街上分布着众多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。硕士就读于“两财一贸”之一的小岚在金融街的一家公募已经实习了4个月,但刚刚被通知折戟于正式的暑期实习流程前。
“我硕士属于目标院校,但本科没有那么出彩,HR告诉我,我的第一学历在留用上会被卡。”小岚介绍,公司的HR告诉他,公司的hc(招聘名额)竞争激烈,多数竞争者都是硕士,因而对第一学历也有了较严格的限制。
这样的事情并非个案。清北复交人,美国常春藤,英国G5,港三新二,这些被业内认可的名校出身。但近年来,金融就业市场出现了一个新现象,比起最高学历,部分金融机构对应届生的第一学历有了更多要求,俗称“卡本科”。
据北京市教委发布的数据,2023年,北京市硕博毕业生超过16万人,本科毕业生约为13.6万人,硕博毕业生首次超过本科生。
在粤港澳大湾区,据记者粗略估算,仅清华经管深圳班、北大汇丰、“港三”、港中深、中山大学等,经管类硕士毕业生每年已逾5000人,作为头部院校优秀学子都有二级投研的入场券;而在需求端,广州、深圳地区的数十家公募和头部券商研究所,高质量金融岗每年仅有两三百个。
记者也观察到,在券商的实习岗位往年只要求硕士就读于985/QS100院校,近年已经提高到本硕985/QS50。“目标院校只是参考,不是保送,也不是一刀切。”一位金融行业猎头对记者说,“但门槛确实是水涨船高,顶级机构甚至只在四五所高校物色候选者。”
在此情况出现的新趋势是,相比纯金融出身,“理工科+金融”的复合背景如今略受青睐。
博士毕业于北京某顶级医学院的魏礼(化名),利用业余时间积累了两段医药赛道的行研实习。今年加入金融校招大军的他如鱼得水,顺利获得了多个医疗赛道的行研offer,最后选择入职了一家FA机构。
“对医学的多年深耕是我独特的优势,而诸如估值建模等金融领域的知识,刚接触时虽有困难,但我也已逐渐掌握。”魏礼对记者说道,“博士同学像我这样转型金融的极少,但比起在医院科室的工作,投资研究更符合我的个人兴趣。”
但如果将视角放大,根据Wind上的公开信息,经管类背景的基金经理仍占七成以上,尤其像食饮、家电、零售、地产、固收、利率、指数等更传统的赛道仍以金融学和经济学背景占据主流。
实际上,这一情况在一些新型尤为明显。近期,金融机构对ESG背景人才需求出现爆发式增长,争相布局ESG岗位,甚至不惜花费重金招聘。
二级市场中,从卖方机构跳槽至买方是常态,但如今情况却不一样了。
汀雨(化名)毕业于香港一所大学的金融专业,她原本坚信买方牌照代表信息差优势,于是放弃了一家中字头券商研究所的offer,入职了一家以固收产品著称的百亿私募,但在2022年四季度,由于公司战略调整,整个权益投研条线被取消,在当时的二级私募行业内也引起了不小震动。
拥有一年买方经验的汀雨,在尝试重回卖方时却屡次碰壁,很多研究所的首席表示,私募并不适合作为小雨的第一份职业,因为很多“小买方”缺乏成熟的研究体系,导致她的观点放在卖方研报内缺乏新意。
最终,经历了3个月的高强度撰写研报的无报酬“考核”后,汀雨艰难地入职了一家券商的新财富组。
从买方到卖方的人才回流,源自证券业营收逻辑的变化。
“买方没业绩并不好待,回卖方可以做个首席。”一位公募专户部的投资经理向记者透露,不少前同事从公募回到了券商,因为在买方除非是规模庞大或业绩逆天,个人上限与平台销售能力关系很大。换句话说,销售渠道开始倒逼投研线,去布局销量更好的产品。
7月份,证监会的公募基金费率改革落地,截至8月10日,已经有60家公募基金官宣降低管理费,预计会造成公募行研利润的下滑,后续可能会导致研究所分仓佣金的下降。证券分析师行业或许会迎来尾部出清,研报的平均质量或因此有所提升。
过去作为校招“备选项”的银行岗位等在应届生眼里也逐渐升温。
赵楚(化名)毕业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,经过了长达一年多段实习后,拿到了某家拥有顶流基金经理的四字公募基金的投研offer,但他最终却选择了股份制银行总行的管培岗。
“虽然‘卷’赢了,但还是很难适应公募的内部生态。”赵楚说,在权衡了稳定性、性价比等因素后,他最终选择了商业银行这个更为传统的行业。
同样出身名校的史芊(化名)也放弃了公募基金的中台offer,选择进入家乡的监管机构。史芊表示,其实成功留用来之不易,她是凭借长期实习打破了公司在性别上的偏好,被破格录用的,但权衡再三,她还是放弃了压力更大的一线城市。
根据2023届北大汇丰就业报告,硕士去往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占比为17%,去年数据仅12%;进入政府机关、事业单位的超过20%,去年数据仅10%,一定程度上映射了应届生的择业变化。
总体来说,选择进入市场化金融机构的应届生占比明显下降,进入银行、政府机关等常人认为更“稳定”的机构的占比有所上升,薪资待遇不再是唯一考量,地域偏好、行业前景、工作压力、职业稳定性的权重越来越大。
顺利毕业大学生来说是重中之重,而“延毕”则是梦魇和不光彩的印记。但近年来,主动延毕却成为慢就业趋势下的一个选择,尤其是金融行业。
“本来打算一年毕业无缝衔接职场,但靠一次秋招上岸难度很大。”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小娜对记者说。与很多港校同学一样,小娜选择了在深圳租房,平时深港通勤赴港上课,无课时在深实习。在复杂的形势下,小娜选择了“一年掰成三年学”,通过调整课程模块,2021年8月入学的她,选择在2023年12月份毕业,因此求职时间线与三年制研究生几乎无异。“选两年半毕业,为的是利用在校生身份积累更多的实习经历。”小娜笑着说,“并且部分企业对应届的界定较为灵活,我能拥有两次秋招的机会,在容错率上优势很大。”
“两年学制实在是太赶了,必要的话我不排斥主动延毕一年。”在北京国贸实习的何苍(化名)也向记者表达了相似的观点。“在过去年份,学院辅导员都会督促我们按时毕业,但在今年的形势下却一反常态,不再多置一言。”小苍就读于内地top2高校的商业分析专业,今年有多名同学提交了主动延毕的申请。“其实凭借学校的声誉和资源,大家并不是没有offer,只是对比预期有些落差,想以时间换空间。”小苍解释道。
在选择主动延毕的金融学子中,大多想通过长期多份的实习来为简历“镀金”,但金融机构因人才和岗位的供大于求,在招聘上也更加注重“掐尖”,优中选优。
据了解,非银金融机构在招聘流程上常需要数个月的实习考核。不论是“宽进严出”模式,还是“严进宽出”模式,更长的实习期,意味着金融机构可以甄选更多优秀的候选人。
“这我现在实习机构的风格是滚动招聘,2个月的实习期结束后并不能收到明确的答复。”在一家top5公募基金互金部实习的小戎透露,从去年到现在,公司已招了超过6批实习生,最早是日常实习生,到暑期实习生,他们仍需要通过继续实习来和后面的秋招甚至春招实习生继续竞争,如此滚雪球式的考核模式导致实习生的数量越来越多,甚至与部门正式员工达到了一比一。而这样的长期实习考核模式,对应届生的毅力和抗压能力是一个考验。
在另一家非货规模在前十五的公募实习的白瑾表示,她参与的营销策划岗暑期实习,成为实习生的门槛较高,但理论上是等额实习,属于严进宽出。“我希望在这两个月内完成更出彩的课题,争取在考核答辩后能立即签约。”小瑾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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